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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　　尽管刘家港已经不复永乐时期的繁荣，但这个时期上海港也是比不上刘家港的。

    　　虽然上海位于长江出海口附近，更具有成为大港口的自然条件，但由于多种原因，上海未能像刘家港那样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。

    　　除了没有相关政策的引导外，还有和京杭大运河的繁荣、海外贸易的偏好等等都有关。

    　　隋唐时期，京杭大运河的繁荣，使得货物主要通过大运河运输，从而绕开了上海。

    　　而海外贸易中，广州和泉州等港口更受青睐，上海因此错过了成为大宗商品交易和转运中心的机会。

    　　此外，以这个时代的航海技术和码头设施，上海港本身存在一些劣势，如“与海相接，茫然无辨”，入港船只容易迷失方向等等，也限制了其发展。

    　　现在上海港口码头的设施条件，和苏州的刘家港、福建泉州的刺桐港、广州的天子码头比起来，并不具备任何优势。

    　　但是上海港种种优势摆在那里，有造就和推动它发展的趋势，朱由崧把他建设成大港口，除了更好的整合海贸商业，为朝廷增加税赋外，还有军事用途。

    

　　朱由崧在上海设置市泊司后，制度上进行了多方面的优化。

    　　大明之前的市泊司制度以朝供体系为主，比之宋元时期，整体上略有改进，但依然是弊端重重，这可能和封建帝皇的家天下思想有关。

    　　市泊司和后世的海关，是有非常大区别的。

    　　大明市舶司对外贸船舶的收税形式，主要分舶脚、收市、进奉三种。

    　　舶脚：也叫下碇税，根据船舶的运载量课征。

    　　收市：按照大明官方的定价收买外贸商品，所得物品专供给宫廷使用，其实就是朝廷的专买专供。

    　　进奉：与收市相关，就是朝供，将收市所得的物品上交给宫廷，满足宫廷的需求。

    　　大明市泊司税赋实行的是“抽分制”模式，那是相当坑的。

    　　外贸商船到大明的港口互市，都是打着朝供的名义，每一份商品要从中抽取一部分当做供品，后来改成折银征收。

    　　也就是说，大明市泊司连一个具体的税率都没有。

    　　而且市泊司没有常设的交易市场，商品交易都是委托给当地牙行进行。

    　　这种抽分制的税率，让官吏和牙行之间有了太多的操作空间。

    　　官吏和牙行往往相互勾结，上下其手，盘剥商人，朝廷没收到什么税不说，还承担了坏名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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